《逃不開的經濟週期》中信出版社作者:拉斯·特維德
李嘉圖的密友詹姆斯·穆勒終其一生保持著對經濟學的強烈興趣。儘管詹姆斯·
穆勒花了很多時間去發展李嘉圖的觀點,但他對經濟理論與問題的研究也自有
一套。他曾經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實際問題,那就是要尋求限制人口出生數量的
方法——他認為在食物供應有限的條件下,這個問題是一個主要的威脅。
在詹姆斯的九個孩子中,有一個名叫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出生於1802年。穆
勒在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超常的智力,而且詹姆斯認為他這時已經可以接受正
規的教育。就在這個小男孩剛滿三歲的時候,詹姆斯便開始教他學習希臘語和
算術。他在八歲的時候學習拉丁語,隨後不久開始學習幾何、代數、化學和物
理。他12歲的時候開始學習邏輯學,一年之後,他被引領到政治經濟學領域,
詹姆斯認為這是最難的學科。詹姆斯給他講授經濟學的一種方式就是帶著他散
步(就像詹姆斯和李嘉圖一起散步那樣)。詹姆斯在路上給自己的兒子講授了
經濟學各個方面的問題——主要還是李嘉圖曾經描述過的那些東西。每天上午
,穆勒必須交出一份完整的書面報告,報告的內容是他父親前一天所講過的東
西。這些報告後來成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草稿,該書在1819年出版。這本
書是經過非常努力思考得出的出色成果,其作者穆勒寫作這些內容時年僅13歲
。
就在該書出版之後,詹姆斯認為自己的工作已經完成,他兒子已經做好了進入
社會的準備。這個17歲的男孩加入了東印度公司,這讓他有了極好的機會去洞
察私營商業與公共事務,而且,他在空餘時間可以進行寫作與學習。20歲的時
候,他已經發表了七篇有關經濟學、政治學與法學的重要論文,並且編著了一
本有關哲學的書籍。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對經濟理論的最大貢獻是他在23歲及24歲時所寫的內容,
這些東西直到多年以後才得以出版,題目是《政治經濟學若干未決問題》,其
中有一篇論文分析了薩伊定律。穆勒聲稱,在簡單的物物交換經濟中,薩伊概
念中的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是可行的,但是當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時,結論就
不是必然成立的,因為人們可以把銷售收入儲存起來,所以供給並不總是創造
等量的需求。普遍信心的改變能夠引發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
為什麼繁榮會走向完全脫軌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又發表了許多有關經濟學的論文。1826年,他寫了一篇
題為《紙幣與商業困境》的論文,在文中介紹了“競爭性投資”的概念。他的
看法涉及由於技術發明可能造成市場突然擴大的問題。對於擴大的市場“餡餅
”,商人們可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正常情況下能夠得到的份額:每一個期盼自
己走在全部競爭對手之前的商人,會向市場提供他認為市場起飛時自己所能獲
得的最大份額;這沒有反映出其他對手的供給,而其他人的行為也像他這樣,
並且他們都沒有預估到價格的下跌,而一旦增加的供給進入市場,就一定會發
生價格下跌。這樣一來,短缺很快就演變成了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對某種物
品的需求暫時過多可能很快就會演變成相反的一面:供給暫時過剩。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還介紹了“職業交易商”和“投機者”之間的差別,前者
的行為是建立在長期經濟分析的基礎之上,而後者的行為基礎則是對短期價格
走向的分析:那些試圖觀察未來供給與需求信號的少數人,一旦預估到價格會
大幅上漲,就會大量買進。這種購買行為會立刻造成價格的明顯上漲,結果反
過來誘惑許多只是關注市場即時變化的人也去購買,這些購買者期望價格仍然
會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這就意味著一個惡性循環,它很容易解釋為什麼繁榮會走向完全脫軌,就像密
西西比計畫與南海公司的泡沫那樣。而且就在穆勒的書出版10多年之後,類似
的災難再一次降臨了。
1837年危機
發生在1837年的危機成了說明穆勒經濟理論的一個絕佳例證,就好像人們想要
驗證一下他的經濟理論似的,當然,實際上並沒有人真的想要那樣做。在這個
故事中,我們需要介紹五位傑出的美國人,他們在這場大戲中分別扮演了不同
的角色:
安德魯‧傑克遜,在1828~1836年期間擔任美國總統,是個極端不信任紙幣的
人。
馬丁‧范布倫,接替傑克遜擔任美國總統(1836~1840年)。
尼古拉斯‧比德爾,擔任第二合眾國銀行總裁,任職到1836年。他是個極有天
賦的人,但不是傑克遜總統的朋友。
菲力浦‧霍恩,一位投資者,在1837年之前相當富有,之後則變成了窮人。
詹姆斯·戈登·貝內特,《先驅報》的編輯,散文寫得極好。
現在大戲開場了。安德魯‧傑克遜是這場大戲中的第一位總統,他是一位有著
獨裁傾向的輝煌政治家,固守原則而且脾氣很壞。然而,他還曾經是1812年的
戰爭中一位叱吒風雲的將軍,他所領導的軍隊在新奧爾良擊敗了英軍,這場勝
利也為他踏上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在政治舞臺上,他的第一場鬥爭則是反對
中央銀行,也就是所謂的“第二合眾國銀行”。
這家銀行的領導者是天才人物尼古拉斯‧比德爾,他13歲的時候就在賓夕法尼
亞大學獲得了學位。這兩位先生相互憎恨,彼此攻擊,但是當傑克遜成為美國
總統的時候,比德爾變得更加憂心忡忡。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可以說明這一點。
傑克遜任命了荷蘭人馬丁‧范布倫擔任副總統,並且告訴他:“那家銀行正在
設法置我於死地,但我會先幹掉它!”後來,比德爾的銀行就被關閉了。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安德魯‧傑克遜為什麼不喜歡比德爾和他的銀行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
歡紙幣。在他看來,紙幣是不真實的,而且造成了投機與各種各樣的歪曲。就
此而言,他確實擊中了要害。看一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吧:1832年僅有5900萬
美元,到1836年已經瘋長到了1.40億美元——僅僅四年的時間竟然大幅上漲了
137%。這是一個非常嚇人的數字,而當你透過表像深究實情的時候會更加憂慮
。大量的流動性是由那些新開業的銀行創造出來的,可是這些銀行的資本儲備
少得可憐,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是,所有這些錢流到了哪裡呢?投資新
興產業了嗎?這些錢並沒有投資到新興產業,其中的大部分都流進房地產業用
於投機了。在此之前,美國有中央銀行,而現在,它已經被拿掉了。
拋售、破產、恐慌
我們這場大戲中的第三位人物就是富有的投機者菲力浦‧霍恩先生。這位紳士
般的投機者生活在紐約,他之所以成為我們關注的人物,不僅因為他成了那場
危機的犧牲品,還因為他留下的日記至今依然保存著。那就讓我們翻開他的日
記,看看他在1836年03月12日的心境:紐約所有東西的價格都高得離譜。下一
年的房租已經上漲了50%。我為了那一大筆錢而賣掉了房子,這是真的,但我
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住。離市政廳兩英里左右的許多房子都漲到了8000或10,000
美元。就連第11區那些朝向東河的房子,兩三年前才賣2000或3000美元,如今
也漲到了4000或5000美元。
他有理由發出這樣的悲歎。房地產價格的快速飛漲並不限於紐約一個地方;芝
加哥的土地價值也已經從1833年的15.6萬美元漲到了1836年的不低於1000萬美
元——三年之內令人難以置信地暴漲了6400%。試想一下,暴漲6400%,僅僅在
三年之內!
由此可見,傑克遜總統完全有理由在07月簽署法令,規定大多數購買土地的交
易必須採用黃金或白銀支付。禁止用紙幣進行房地產投機!這時,他還要處理
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的財政盈餘正在增加,當然,這個問題會讓人覺得
稍微愉快一些。傑克遜提議通過削減關稅來恢復預算平衡,但國會表決的結果
是把財政盈餘分配給各個州。這樣做意味著什麼呢?根據國會的這項決議,從
1837年1月2日開始,其每隔三個月就要從紐約的主要銀行提取900萬美元,並
把這些錢分配到各個州。誠然,紐約的主要銀行很厭惡這樣的做法。
與此同時,我們的朋友霍恩先生則想方設法在百老匯與大鐘斯街的轉角處新買
了一塊地,花了15萬美元。雖然這一點都不便宜,但他還能買得起。拿到土地
後,他就開始在那塊地上蓋一座新房子,然後,自己便去了一趟歐洲。
或許本就不該他發財。當他從歐洲回來的時候,發現城市的氣氛完全改變了,
當然不是變得更熱烈。以下摘自他11月12日的日記:艱難歲月。貨幣緊縮的壓
力已經有一段時日了,現在情況還在繼續變糟,我已經深受其害。股價已經跌
得太多……房屋價格以及其他東西的價格雖然名目上沒有下跌得太多,但基本
上沒有了交易,現在已經沒有人還有錢買得起這些東西了,而且也沒有人還願
意要那些不能換成現金的債券與抵押品了……這些還是發生在政府資金分配計
畫之前,但也已經夠嚴重的了。
1837年1月2日,美國財政部從紐約的主要銀行提取了900萬美元。沒過幾天,
恐慌與一系列的破產事件就發生了,街上也發生了騷亂。房地產市場進入了一
個被迫拋售的惡性怪圈,大量銀行破產了,其他許多行業也是如此。3月4日,
霍恩先生在日記中非常悲哀地寫道:這是我的家族歷史上黑暗而悲慘的一天。
布朗與霍恩公司今天停止支付款項,並且召開了一個債權人會議。我的大兒子
把我給他的資本全部賠光了,我也被牽扯進去,為他們背負了一大筆款項,想
起來真叫人膽戰心驚。
當這一切正在發生的時候,美國又完成了一次總統選舉,人們開始期望新當選
的總統馬丁‧范布倫會改變對待票據信用的態度,然而,這種期望很快就被擊
得粉碎。傑克遜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強調:“總之,我們不能依靠那些創造
紙幣的公司來保持流通媒介在數量上的統一。”
然而,馬丁‧范布倫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根本就沒有提到這個話題。他對正在釀
成的金融危機沒有提到隻言片語,連一個字都沒提到!
現在,房地產根本賣不出去,除非打很低很低的折扣,而股票市場從1月到2月
一直在急劇下挫。詹姆斯·戈登·貝內特,這位《先驅報》的編輯,以他的方式
在1837年03月的一篇社論中這樣寫道:美國從來沒有處於現在這樣的危險境況
。我們現在被商業恐慌包圍著,這場恐慌正在發出巨大的威脅,它要破壞我們
社會的一切事務——要毀滅我們的整個國家,要把大片地區變成廢墟,要把我
們一半的銀行機構從地面上抹掉,要點燃那些最浮躁的熱情,並且製造突變,
最終讓我們的國家停滯不前。
這聽起來有些絕望,但那時人們的情緒的確如此。必須有人能夠採取行動,於
是,霍恩和他的朋友們想了一個主意,便去和前中央銀行總裁比德爾先生聯絡
。比德爾來了,並召開了一個協調會議,提出了一些建議與意見。隨後,貨幣
便從各個地方冒了出來,人們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貝內特又寫了一篇新的社論:尼古拉斯‧比德爾是金融業的拿破崙。他抵得上
兩個亨利·克萊,兩個半丹尼爾·韋伯斯特,更抵得上八個馬丁·范布倫。儘管
我們這位金融業的拿破崙曾經是個令人生畏的人,但他如今不再經營中央銀行
了,也不能去印紙幣。他沒有說服總統改變既定的路線。政府在4月1日仍然從
紐約的主要銀行裡提取了另外900萬美元的款項,於是,恐慌進一步蔓延開來
。一些主要銀行在5月初開始營業,到5月10日便宣佈銀行假期,以便給金融業
一點喘息的機會。但是,這個銀行假期並沒有起多大作用。隨著泡沫的破裂,
大量的破產還在繼續,美國西北部的失業率已經超過了20%。芝加哥的一塊土
地在1836年曾經賣到11萬美元,如今持續下跌,到1840年只要花100美元就能
夠買到。由於地價的下跌,那些購買了大片土地並將其分成更小的地塊囤積起
來的投機者開始認識到再也沒有後續的購買者了。最後,他們把那些分成小塊
的土地又集中起來,轉成了農業用地,這樣他們至少還能種點東西,有一點收
入。
到了1842年,也就是危機發生五年之後,全美國大部分地方的房地產價格最終
跌到了谷底。
同時期的倫敦
就在美國發生所有這一切的時候,我們英國的天才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穆
勒正在他的東印度公司辦公室裡繼續努力工作著。1845年,他決定把一條條思
路整理成一本著作,並將其命名為《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
應用》。他對這個主題已經思考了多年,當決定要寫出來的時候,他的寫作速
度創了一項紀錄。他完成這本長達971頁的著作僅僅用了18個月,其中的材料
都有詳細的考證,還有很多新奇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他把貨幣流通速度——
坎蒂隆的老概念與一般增長及投機聯繫起來,這在國際上成為了經典。
對於穆勒來說,1848年是很有意義的一年,因為他的書出版了,而對於其他幾
位傑出的紳士來說,這一年也是很有意義的一年。例如,有一位奧弗斯通勳爵
,是當時英格蘭最成功的一位銀行家,他的思維非常清晰,他認為經濟危機是
一種有著自身內在動力的重複發生的現象。有一天,他和《經濟學人》雜誌的
主編沃爾特‧巴奇霍特進行了一次談話,後來,巴奇霍特引用奧弗斯通的話來
描述繁榮—蕭條週期的不同階段:靜止,增長,信心,興旺,激奮,發展過快
,震盪,壓力,停滯,再次進入靜止而告終。
如果說桑頓差一點創造了最早的經濟週期理論,那麼可以公平地說,奧弗斯通
差一點最早給出了經濟週期的定義。但是,他是個實幹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內,他一直在關心英格蘭銀行遏止嚴重的銀行危機與恐慌的能力。作為一位
經驗豐富的銀行家,他密切跟蹤市場動態並盡力預報存在的危險。1845年的秋
天,他開始覺得局面正在變化,於是坐下來給好友G·W·諾曼寫了一封信,談到
了這一點。奧弗斯通並不認為危機即將發生,但是,有一些早期的預警信號則
是確切無疑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危機……”他這樣寫道,“……僅有一些輕
微的前兆跡象,就在我們的腳下。”他是對的:1847年,危機發生了——距離
上一次危機正好整整10年。
中央銀行如何增加貨幣供給
到19世紀中期,人們瞭解到中央銀行有三種創造貨幣的重要途徑:購買債券(
並支付貨幣)。這樣做有一種直接效應(注入貨幣)和一種間接效應(債券價
格上漲,所以利率會下降,這將鼓勵更多的私人借貸)。
降低中央銀行對私營銀行的貸款利率(貼現率)。這將鼓勵各銀行從中央銀行
貸款,從而使各銀行能夠增加向私人放貸。
降低私營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減少存款準備金可以使私營銀行增加放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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