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進行杠桿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緊縮方案；債券保險；歐洲穩定機制(ESM)；預算方面的規則；私人部門介入……對於如何拯救歐元，有太多不靠譜的主張滿天飛，而在周末的峰會上，歐洲領導人需要找出一種解決方案，他們承受的壓力正不斷加大。非同尋常的是，美國高層政策制定者也在施加影響，敦促歐洲同行們大膽行動，採納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曾使用的政策工具。
上述有些思路確實能讓金融市場暫時平靜下來。然而，無論這些舉措執行得多麽有力和仔細，還是無異於向該做手術的病人提供止痛藥和膏藥。這些聽起來錯的解決辦法，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歐元的問題。
究其原因，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結構性危機，根源在於歐元設計上的缺陷，尤其是一個誤導性的觀念：不結合其它政策（並不僅限於財政政策），共同的貨幣政策也能奏效。我們許多人都曾預言：通過單一貨幣政策把17個全然不同的經濟體捆綁在一起，並指望它們步調一致地前進，是一種荒謬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各經濟體的競爭力從未趨同。過去的十年裡，德國的生產率增長了9.4%，而意大利則原地踏步。正因如此，德國經濟增長了近10%，而意大利經濟幾乎停滯不前。
在應對歐債危機的主要思路中，沒有一種考慮到這一個關鍵的差異。以歐元債券為例。打造一種以歐元區17個成員國為後盾的債務工具，或許會緩解流動性壓力，但對於提高意大利的生產率不會有絲毫幫助。
仔細研究美國模式，有些人會以為，模仿曾在解決美國金融危機方面發揮過關鍵作用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或許會有所助益。但Tarp不過是另一種流動性方案，而非使競爭力趨於一致的手段。此外，歐洲的“財政部長”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命令南部的意大利人把生產效率提高到德國的水平。
美國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使用同一種貨幣不僅要求要有一家央行、一家核心的財政部，甚至嚴苛的財政規則。比如，在美國模式中，消弭地區性差異的方式，是美國工人傾向於根據就業前景的變化而進行遷移。歐洲人不像美國人那樣頻繁地搬遷，尤其是跨境流動——因為畢竟還存在一些語言障礙。
美國的財政體制中還包含多種“自動穩定器”，能將資源悄然引向更貧困的地區。在歐洲，這種機制被輕蔑地稱之為“轉移支付”，盡管在歐盟的預算範圍內（以及為希臘和愛爾蘭的紓困過程中）有限地存在著此類支付，但對於德國等國而言，即便在擴大轉移支付規模上稍有風吹草動，都無異於政治自殺。
由於不具備這些特徵，歐元區生產率的增長水平無疑還將參差不齊，進而導致壓力不斷出現，而這種壓力又會在共同貨幣的作用下得到放大。歐元區國家要想從根本上保持競爭力，貨幣貶值不是辦法，唯一的途徑是調整工資，這在歐洲被委婉地稱作“內部貶值。”
這正是希臘和愛爾蘭目前所面臨的局面，也是意大利（或許還有其他國家）所需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增幅遠遠超過了德國（經生產率調整後的勞動力成本增幅），目前薪資水平必須下降，這一艱難的過程將帶來巨大的社會及政治壓力。
由於心存謹慎的貸款人提高了向疲弱國家的貸款成本，這些國家在增強自身競爭力時遇到了新的挑戰。就意大利而言，為其主權債務支付三倍於德國水平的利率，讓意大利本已疲軟的經濟雪上加霜。在美國，多數公共部門的借貸發生在華盛頓，從而削弱了這種差異。歐洲債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但實施起來將會讓實力較弱的成員國再度滋生滿足情緒——他們曾不加掩飾地對以往的財政責難表示蔑視。
歐洲在單一貨幣的道路上已經走到了眼前這一步，而今除了推進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全面融合，已別無選擇。另一種選擇——努力“逆轉”已施行12年的共同貨幣體系——將造成無法想象的破壞。以往，曾有許多貨幣聯盟最終解體，但沒有哪一個聯盟牽涉到如此多的國家，並且這些國家的規模如此之大、集中度如此之高。
或許，正如丘吉爾(Churchill)談及美國時所說的那樣，歐元區成員國只有在試遍了所有方法之後，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辦法。若果真如此，則實屬不幸。只有更為真切地認識到如何才能讓歐元存續下去，17位“冒險家”才能夠避開更多無濟於事的想法，不再步履蹣跚地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
本文作者是美國金融家、前美國財政部長顧問，每月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專欄文章
譯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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