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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金融市場和政壇圍繞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緊張的氣氛。

這股看壞前景的悲觀氣氛比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還要濃厚，是因為我們和經歷過大衰退的人一樣認為，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效果有限。

當前危機分作兩大部分：無法預見長遠未來，以及因此察覺到沒有任何資產是安全的。這兩者合起來，導致短期操作主義。

現在與雷曼事件時期的不同之處在於，2008-2009年間，決策者和平民百姓對解決危機的政策仍具信心，普遍相信反景氣循環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避免大蕭條。

貨幣政策的確有助穩定2009年的市場期望，但大型工業國家採取的措施，尤其是美國，遭巴西和土耳其在內部分新興市場抨擊，認為是通膨和資產泡沫的主因。

另外，危機爆發初期的財政刺激計畫令人失望。歐巴馬總統2009年提出7,470億美元救助方案，以其降低失業率至9%以下的目標為評判標準，這項方案效果不彰。中國推行4兆人民幣（6,300億美元）振興方案以保住成長，但付出的代價是現在開始破滅的資產和銀行泡沫。

歐盟和其他國家敦促歐洲各國提出自己整合的刺激方案，結果只讓許多國家財政永續性變得脆弱。經過多場未能根除問題的高峰會後，歐洲央行（ECB）決定注資銀行，使其能購買短期政府公債，但這也無法穩定市場。

決策者追求短期復甦和長期穩定的努力遭遇三大難題，大蕭條時代也曾出現類似狀況。

首先，許多國家因為匯率問題，貨幣政策縛手縛腳。歐元區國家採行單一貨幣，無法以匯率做為政策工具，就像1920年代，許多國家採金本位制一樣。但放棄使用歐元將導致債務重估，恐使高債負更形沈重，因此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第二，正如1930年代，決策者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金融危機帶來的財政問題。公債違約疑慮使利率急遽攀高。

對瀕臨險境的國家來說，現在邏輯逆轉。低利時代通常易於發行公債，但現在若傳出未撙節財政，或放棄減債和整合長債計畫，都將推升借貸成本。

第三，與大蕭條時代部分國家的處境一樣，金融危機使政策不起作用變得更嚴重。主權債問題和金融業疲軟交互糾結，使國家債務的不確定性變成致命毒藥。1931年夏天，多起銀行擠兌恐慌自中歐蔓延至全世界；使衰退變成大蕭條的決定性因素就是金融動盪。

不管1930年代或現在，要找出解決辦法都一樣困難。如果解答存在，會藏身於清理資產負表的緩慢痛苦過程，以及設計出一套能促使銀行以風險較低方式運作的激勵系統。但著手清理將立即造成銀行減少放貸，從而加速經濟走下坡。

大蕭條中唯一適用的教訓是貿易政策。1930年代早期，有系列貿易保護措施以對抗貨幣通縮。

由貿易政策得到的教訓是，思考可使財政決策獲致長程改善的機制。特別是設計一套系統，找出影響財政穩定的潛在風險為何，將有助益。實例之一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成立的獨立財政委員會，類似瑞典在1990年代嚴重金融危機過後成立的機構。

此外，有必要限制滾木立法（log-rolling）等政治壓力，以免在僅具地方意義的方案上有額外支出。這將朝向縮減赤字和重建信心踏出第一步。

這是歐洲國家和美國改革並辯護財政決策過程的時機。這同時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Harold James目前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以及歐洲大學研究所歷史學教授）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