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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法規，當前運營的燃煤電廠中，在未來20年將關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在通過長期綜合性氣候與​​能源立法方面，新選舉出的美國國會似乎不可能比舊國會做的更出色。在沒有這種立法的情況下，投資商和公共事業機構將很難做出相關事情的決定，例如建造何種類型的新發電廠。但這並不意味著能源政策的進程一定會減速並最終停止腳步。小規模但更具針對性的立法以及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EPA）的相關規定也能夠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這些努力可能太過局限，無法促成遏制氣候變化所需的國際協議簽署。

2009年，眾議院通過了一項綜合性氣候與​​能源法案，其中包括一項限量與貿易（cap-and-trade）機制，用於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但這項法案並未在參議院獲得批准，促使政策專家和商界領導人尋找其他方式，鼓勵用於減少排放的投資。一些組織和機構建議增加用於研發新能源技術的資金。但是新國會當選的政綱是減少政府開支，所以，這樣增加資金似乎不太可能獲得批准。至少在2011年，只有不涉及增加新開支的法案才可能通過。

在所有政策中，能夠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產生最大影響的莫過於鼓勵從燒煤轉變成燒天然氣的政策。美國的天然氣資源非常豐富，天然氣燃燒後產生的溫室氣體只有煤炭的一半，所產生的其他污染物數量也要低於煤炭。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法律法規實驗室負責人大衛·維克托（David Victo）表示，個別州政府已經頒布和實施了很多規章制度，如果國會能夠在2011年明確有關從頁岩沉積層（shale deposits）中鑽取天然氣的聯邦法規，便更易於增加天然氣產量。

EPA最近有關降低水銀和其他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規定以及處理煤灰方面的新要求，將迫使公共事業部門在未來10年關閉大量陳舊和效率低下的燃煤電廠。根據大型工程設計、施工和諮詢公司博萊克·威奇（Black & Veatch）的預測，這些規定能夠促使公共事業部門關閉六分之一目前仍在運營的燃煤電廠，這些電廠的發電能力超過5萬兆瓦特。關閉後的燃煤電廠大部分將由天然氣電廠取代。博萊克·威奇公司常務董事馬克·格里菲思（Mark Griffith）表示，如果天然氣價格能夠保持低位，同時與天然氣開採公司簽署長期供應合同以保證價格在低位運行，還將會有更多燃煤電廠下馬，從而讓天然氣電廠的經濟性更富有吸引力。維克托指出，EPA的規定可能促使當前運營的燃煤電廠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電廠在未來20年關閉。

根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11月公佈的一份報告，隨著這些電廠的關閉，煤炭在美國發電量中的比重將從現在的47%降至2030年的22%。這相應地意味著將減少44%的電廠二氧化碳排放，這是指2030年較2005年的水平而言，這就有可能實現整體二氧化碳減排，這一整體減排本來是2009年夭折的眾議院限量與貿易法案所要求的。然而，用天然氣取代煤炭所減少的排放量本身並不足以實現這一目標。根據德意志銀行的估計，如想完成這一目標，還需將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在發電總量中的比重從目前的2%提高到2030年的14%。

發展新型低碳能源技術，例如低廉高效的太陽能電池板，既需要獲得研發資金，也需要激勵措施以擴大需求。奧巴馬總統的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最近公佈了一份報告，建議將每年用於新能源技術研發的資金增至160億美元，較以往增加了100億美元。由比爾?蓋茨和通用CEO傑夫·伊梅爾特（Jeff Immelt）等商業領袖領導的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也建議提高這一幅度，相比之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 、“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政策專家則呼籲增加250億美元新資金。這些機構表示，這些資金可用於幫助美國企業在新興清潔能源市場積極展開競爭。

然而，從何處籌集這筆資金仍是一個未知數。奧巴馬的顧問表示，絕大多數資金籌集可採取將每加侖汽油徵收稅額增加​​2美分，或者將每千瓦小時電價增加0.1美分。但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克·穆羅（Mark Muro）指出，即使這種幅度極低的漲價舉措要想在新國會獲得通過可能也要面臨相當難度。布魯金斯研究所提出的撥款250億美元用於發展能源技術的建議便是出自穆羅的手筆。

即使擁有充足的新資金用於物化研究成果，可能也無法形成對這些能源技術的市場需求。創造市場需求是一種特殊力量，源自認真制定的限量與貿易立法，前提是這一立法會制定足夠嚴格的排放限制，因為這會創造清晰的，長期的碳排放成本，所以就會激勵公共事業部門投資低碳發電廠。博萊克·威奇公司的格里菲思表示，儘管當前形勢比較悲觀，但美國的限量與貿易機制在未來幾年仍是可能的。

至於在未來12個月有什麼是可能的，有一種機制可以創造需求，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接受，這就是全國性的可再生電力標準。這一標準將要求公共事業部門或者使一定比例的用電來自可再生能源，或者採取措施降低電量消耗。穆羅表示，為了讓這種立法更有可能獲得通過，奧巴馬總統已討論將核電站——受到很多共和黨人的推崇——納入可再生能源標準的組成部分。雖然這種標準會因迫使公共事業部門採用更昂貴技術發電而提高發電成本，但政府無需直接提供資金支持。

軍隊是另一個潛在的新技術需求的來源。軍方希望減少使用汽油，替代為生物燃料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電池板，從而使軍事基地較少依賴民用電網，野外士兵較少依賴易受攻擊的供電線。但維克托指出，軍方在未來幾年，作為一個市場，主要還是需要成熟技術，而不是新技術。

維克托表示，雖然特定的政策和規定能夠促進新技術發展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尚未通過全面立法設定明確的全國性排放限制標準將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導致國際氣候變化協議很難展開磋商，而這正是減少全球排放增長所需要的。他說，尤其是EPA的規定，它是基於現有法律，沒有考慮中國的減排情況，因此是“一個無效的談判工具，不能讓中國採取行動”。只有中國減少排放，一項新的限量與貿易法律才能製定並生效，因此給中國新的激勵措施以做到這一點。

現在，美國國會目前已經不能通過限量與貿易立法，可能已經太晚了，無法避免全球變暖的一些最惡劣影響。維克託說：“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就是我們優柔寡斷實在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