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布里爾(21世紀經濟報導) 2011-12-30

本報去年的年終特刊刊發了汪暉教授題為《代表性的斷裂》的文章。2011年11
月18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文化論壇活動“哲學與政治”邀請汪暉教授與德國社
會民主黨主席加布里爾及湯瑪斯‧邁爾等德國政治理論家在該黨總部對話,德
國第14屆聯邦議院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主持。汪暉教授發表了以《代表性的
斷裂》為基礎擴展而成的報告,加布里爾隨後有長篇回應,闡述了他對全球包
括德國政治變革的思考。這裡發表汪暉教授最近的文章以及加布里爾的回應講
話,以饗讀者。

社民黨文化論壇的“哲學與政治”系列研討會這類適合思考根本問題並開展辯
論的場合,對於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義。很高興文化論壇邀請
了汪暉教授,這位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哲學家之一。他對世界範圍內民主發
展形勢的評述,讓我感到頗為新奇,但也極富啟發性。

在當前的形勢下,由汪暉教授這樣一位中國思想家做出這種批判,令人興奮。
汪暉教授對中國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他論證說,社會平等的缺失,從內部掏
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認為,其根源在於精英同大眾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
,並將這種疏離化的結果稱作“代表性的斷裂”。


                        經濟金融危機對民主的威脅

我相信,在平等這個問題上,將中國同西方相提並論,會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詫
異。這是在挑戰西方通行的觀點。

但我認為,瞭解不同的視角,將有助於我們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觀察。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看清:將活躍的日常政治爭論同民主的正常運作聯繫在一起,是我們
的一種思維慣性。於是,通行的觀點認為:有了民主的法治國家,就萬事大吉
了。

但我們必須自問:這種觀點今天還能不能站住腳?有許多警示信號表明,對民
主的信任,即使在我們西方也有所減退。近年來我察覺,民眾日益遠離政治。
投票率屢創新低,就是一個表現。


                       金融危機時代的民主和正義

更令我憂慮的是,在歐洲乃至德國,對政界的行動能力乃至行動意願的信任也
已降到低點。一種雙重的無力感攫住了人們。一方面,人們在不受約束的金融
力量面前自覺無力,另一方面,人們覺得政界已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干預金融事
務了。

並非人們對政治喪失了興趣——許多人的政治熱情很高。只要人們覺得,這回
有點真格的,選舉的人數甚至會創新高。凡是選舉參與率提高,莫不是因為選
民們知道:這次關係重大。要麼就是,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於是將
希望乃至不滿投射於其上。這種時候,往往也會出現意外的選舉結果與超高的
參與度。但除此之外,針對各種政治機構、黨派、政治家,當前的信任水準都
很低落。

已經獲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選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夠決定人們的工作
、生活和社會條件,使其趨向改善。越來越多的公民認為,經濟強勢者、遊說
集團、銀行、金融市場正在左右著他們的生活。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我們
這些人——政治家們——根本無心改革,而是只顧自肥。

“他們滋潤了,我們苦逼了。”這種心態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國。那些自
感“苦逼”的人,並不是窮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覺同政治相疏離的人

我相信:汪暉教授的論題——所謂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疏離,即使在西方民主社
會,也能找到許多論據。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險的:不論是對於民主制度而言,還是對於社民黨而言,都
是如此。對社民黨而言更是危險中的危險。社會民主制度存在於世,全賴人們
心懷一個希望:政治參與能夠改善生活。如果人們感覺,政治參與什麼也帶不
來,那就是社民黨的末日,因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餘價值”,而是人們
的“剩餘希望”。

選舉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兩個前提。我們今天好些最嚴重的問題恰恰出
在這裡。只有當辯論有助於發現最佳路徑,有助於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
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實。但這樣的辯論越來越少見。關於全民最佳路徑的
辯論,被偏執情緒和“市場”需求排擠到一旁。如今,這種局面仍然在為投機
資產提供庇護,仍然在為向納稅人轉嫁投機成本的勾當塗脂抹粉。

這種情況最突出地表現在幾個高負債的民主國家,也就是愛爾蘭、葡萄牙、希
臘和義大利。眼下希臘的情況,已經算不上是什麼有形的民主了。希臘人自己
覺得,他們的命運操縱在市場和外國政府手中。這是一種危險的印象。

前些天我們眼見義大利前總統貝盧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壓力是國債利率高企,
而我要說,還有許多政治上的理由導致他應該下臺。整個事件值得警惕和憂慮
,數十萬義大利人的抗議示威沒能做到的事情,卻由債券市場的匿名力量做到
了。

扳倒貝盧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遲退休、降低工資、減稅和裁撤公
共服務。這些措施都號稱別無他法,其實是為了滿足出口競爭力和債券市場的
期待。顯然,如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行政策是“別無他法”的,那麼這些政
策遲早會獲勝。這種政治上“別無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話語的毒藥,也是德
國政治形勢的毒藥。

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不能再誤判形勢,這不僅關係到現政府的去留,更關係
到政治本身的成敗。公民們越來越難分辨社民黨、基民盟、自民黨,往往籠統
地談論政治“那回事兒”:他們滋潤了,我們苦逼了。

我要說,我們社會下層和上層之間的距離拉大,並非錯覺。匿名的金融市場力
量不受約束,其中蘊含著對一切政治事務的經濟化,在此背景下,德國人心裡
不禁漸漸浮現一個問題:對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的民主究竟還能不能說
了算?

金融危機開啟了規範金融市場的大討論,這討論令最後知後覺的人也覺察到:
民主已不能對這些規則獨立地做出決定了。沒有人會真心相信,危機成本的分
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經潰不成軍的自民黨自由派還嘴硬說,這種分配方式
最終會對全民有利。今日已經明瞭,仍在不斷累積的危機治理成本,正將歐洲
的民主引入深淵。

許多質疑是合理的:這種演變是必然的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經
濟生活中許多重要事務的決定權,從民主的手中給奪走了?最後,我們能做些
什麼,來對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與民主

汪暉教授的演講中,已經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回答:他說,精英和民
眾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加劇,要為民主的危機負責。

社會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暉教授如是說。他想表達:公民平等的
原則遭到了社會不平等的挑戰。我認為,他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確,也能夠
得到哪怕是來自德國的資料、資料和事實的支援。

在我看來很明顯:在現政權下,政治決定日益遵循經濟的邏輯與利益。而社會
生活——家庭、社團、企業和社區的訴求排到越來越靠後的位置。當初對我們
許下承諾:我們做出犧牲,日後會變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們可看清楚了

我們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經趾高氣昂的自由主義,如今縮水得還剩下些什麼
。即便是像《法蘭克福彙報》出版人席爾馬赫爾(Frank Schirrmacher)那樣
保守的人,現在也大聲抱怨:民主制度被極端自由派簡化成了市場機制。在經
濟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戲的把自己變成巨富,卻讓其他人和環境去
付出代價。

結論很清楚了:堆積如山的財富限制了越來越多人的自由。留給普通人的,只
是替這種被曲解的“市場自由”去承擔無盡的成本。一句話:納稅人不光是承
擔了危機成本,他們也喪失了部分自由。事實真相是:今天的危險,早已不是
國家對市場的扼殺,威脅我們的是,整個民主成了少數投資者財富的犧牲品!

這跟自由的真義已沒有絲毫關係。少數個人的自由、毫無顧忌地利用資本增進
個人財富的自由,同全體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這樣一
種社會中,有產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譯者注: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中
說: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我以為,單憑競爭本身並不能增進自由。只有基於規則和價值,確保所有人的
機會公平,才會有自由的競爭。一切其他的競爭都會導致壟斷、欺詐和排擠。

對民主而言,後果很嚴重:權力壟斷或公民權利的不平等分配,會瓦解自由社
會的基礎。

長期以來,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佈道說,我們必須信賴市場法則。據說有一
條原理萬世不易:唯當市場能自由而不受干擾地運作,才能產生無盡的經濟動
力。為了證明其論點,這些自由派援引美國、英國、愛爾蘭乃至中國的所謂成
功案例。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所謂的成功,代價有多高。金融市場危機再一次
動搖了對“看不見的手”的信仰。新自由主義教義非但沒有帶來更多的自由和
福祉,反而威脅到了我們社會的團結。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國的社會團結正分崩離析。20年來,工資增長停滯。
今日,負有社保義務的工作者,約有十分之一還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難想像,
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狀況會受到何種影響。如果衡之以OECD定義的“低工
資”水準,那麼在今天的德國,負有社保義務的全職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
的人,其收入在這一水平線下。這不僅讓人們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觀
經濟運行。

另一個例子是,幾十年來,老來貧困現象在德國本已幾乎絕跡。今天我們卻發
現,隨著低工資的普遍化,老來貧困現象也有所抬頭。這還沒有算上那些將來
會陷入淒涼晚境的人們!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還只有四十分之一
。德國平等福利協會預計,要不了幾年,貧困老人的比例將達到十分之一。

德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例子還有:在短短三年內,德國年收入過百萬歐元的
人數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機以來,德國財產過百萬的家庭戶數,上升到43萬
戶,增加了將近四分之一。

我還可以羅列更多的資料,以證明同一個結論:德國的社會鴻溝擴大了,而且
還在繼續加深。人們若還能相信,這不會影響到公民平等和人們的感受,那就
是太天真了。


                          平等、正義與民主

汪暉教授在講演中建議“重新思考平等”。因為完全可以說,平等這個概念,
對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所有的民主左派而言,在最近的20年裡,都成了一
個問題。

平等這個概念我們過去很難接受,今天同樣如此,因為據說那當真存在過的社
會主義,在把所有人變得平等之餘,還把一部分人變得比別人更平等。其結果
我們都記得:平等給我們的感覺,是同“平均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今天
一旦有人宣稱追求平等,他立刻就會名譽掃地。平等這個概念的歷史,就是這
麼糾結與矛盾。

我承認,正是因此,在最近十年裡,社會民主黨人寧願思考的問題是,社會可
以接受的不平等的限度在哪裡。我們也曾經被貌似勝利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傳染
了。但在不少情況下,我們根本就無力抵禦經濟的要求,雖然這種經濟把一切
都變得不平等。

但是在社民黨2007年議定的《漢堡綱領》中,在“我們所秉持的基本價值”那
個章節下,宣告了社會民主黨人對待不平等與不正義的態度:“只要收入與財
產的不平等分配將社會分成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那就是違背了平等的自由,因
而是不正義的。因此正義要求更平等地分配收入、財富與權力。因為這些方面
過大的不平等會威脅生活機會的平等。因此,社會性的民主是必須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同汪暉教授的講演明顯契合的觀點。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一貫知
道,一個社會之為正義的社會,僅當全體男女公民以平等的方式享有自由與尊
嚴。在此我想提醒諸位,社會民主主義起源於約150年前的一場運動,那場運
動以一種極其嚴肅而具體的變革意志,運用這一標準,來反對自由派國家所標
榜的徒具形式的公民平等。因此,對社會民主黨人而言,正義和平等是緊密相
連的。這裡所講的平等有很多涵義,所以是同“平均主義”那個駡名風馬牛不
相及的。

在基本權利上,人人平等。在國家面前,他們作為公民和人,享有同等的價值
,理應得到同等的對待,有權過有尊嚴的生活。這也是我國《基本法》的核心
與樞紐。請回想《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神聖不可侵犯。敬畏之、捍衛
之乃一切國家權力之義務。”

我建議諸位認真思考下述事實:金融危機的肇事者大多全身而退,而一名超市
女收銀員只因截留了兩張價值1.30歐元的礦泉水瓶押金單便遭到解雇,這個國
家對正義的感知能力一定沒有得到恰當的運用。

沒有政治、公民平等,就不會有民主的公意凝聚過程,也不會有對政治權力的
有效節制。而缺了高水準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平等,一個社會就不能給所有成
員提供高水準的生活品質和自我實現的機會。我相信,只有實踐了這些平等的
社會,才有權自稱“正義”的社會。

我知道,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如今已不再那麼頻繁地引用《共產黨宣言》。但
那個理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論是過去還
是現在,對社會民主黨人而言也是有效的。我們的現狀離那個境界還遙遠得很


                       今日之正義乃是民主之前提

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政治服務於一個目的,一個超越於權力爭奪的目的。我
們並不滿足於,在任何衝突裡通過社會政策搞點平衡。社會民主黨人投身政治
是有所為而來!他們想要改變社會!

對於我個人,這意味著:政治的目的在於創造條件,讓人們免於困苦、壓迫和
剝削而生活。所謂一個正義的世界,除了這個還能是什麼?

為此,我們必須以團結的方式,相互保障。由此,我們同當今的市場自由派在
何為自由之前提這一問題上有明確的差異。我們認定,團結只會存在於平等者
之間,而不是競爭者之間!放眼當今社會之情形,我更加堅信,社會民主黨必
須確立起一種“增值”的目標——更多的保障、更多的正義、更多的團結、更
多的民主以及由此為每個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

有一種社會理念,在我國當代的歷史上曾經富有成效。那就是“社會化的社會
”的理念(譯者注:sozialen Gesellschaft,相對於“市場化的社會”而言
)。這樣一種社會能夠獲得多麼大的成功,我們剛剛證明過。

依靠著雇主和雇員之間的社會夥伴關係,依靠著集體合同,依靠著對經濟基本
條件的嚴格規定,德國比沒有這些東西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都更好地渡過了危機
。依靠縮短工時、經濟刺激計畫乃至銀行國有化,依靠集體合同,我們更好地
渡過了經濟、金融危機。

我們今日屹立於世,不是靠所謂“新經濟”,而是依託強大的、在世界上數一
數二的工業。我們比英國和美國擁有更健全的醫療體系。一句話,事實證明,
我們的社會模式是高度成功和穩定的。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社會化的社會”的理念重新樹立為德國乃至歐洲社會
民主政治的拱頂石。我們必須闡發“社會化的社會”的真意。我們也必須公開
捍衛這一理念!我認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歐洲民主制度正處於自二戰以來
最深重的危機之中。這一危機同時也將標誌一個時代轉折。因此我們歡迎今天
這樣的場合,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如果要存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朝
哪個方向走。

政治爭論是民主的本質。在這一號稱“別無他法”的時代,我們必須記住這一
點。我堅信,民主的穩固和社會正義彼此不可分割。我同時也知道,為了這個
理念,必須贏得政治上的多數。

我們想要的國家,是能夠保護其公民免受社會風險和社會困境的國家。這不是
要把人裹在棉花裡。而是說,當人們無辜陷入困境之時,如果國家不去扶他們
一把,人們對民主國家的信任就會消失。

在我看來這也意味著,民主化也是一個有關公共和私營經濟的主題。我們要收
復失地,將那些近年來紛紛民營化的公共服務重新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而企
業必須成為這樣的場所,在其中,工作者享有共同決定權,也必須承擔共同責
任。我們的企業絕不能掛出這樣的牌子,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民主部分
到此為止!”民主和人類尊嚴絕不能止步於車間與辦公室之外。很顯然:自由
的人也必須自由地工作。那只是正義而已。

社會民主黨人認定,德國要保持一個工業強國的地位。因為工業創造真實價值
。工業產生訂單,需要貸款,帶動生產服務行業。那將創造並保住未來的工作
崗位——不僅僅是研發,而且還有生產!

多年來我們被譏為“老派”,因為我們捍衛工業、工會和企業共治。如今我們
知道,那些條件對一份給人帶來尊嚴和生計的工作來說十分重要。而我們今天
看到,那些努力沒有白費!此外,生產性的工作也能鞏固一種既實在又有利潤
的經濟形態。它也能激發平等者的自豪感,從而為這個國家的團結和福祉做出
貢獻。這樣一來,我們既加強了個體,同時也加強了整體!

請允許我在結束前再補充一點:汪暉教授今天的講演給我的印象是,進步的、
民主的政治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獲得國際合作的支援。他克服了巨大的
文化差異,做出了類似的批判,這一事實讓我更加認定,此類合作富有成果,
因為,儘管不乏摩擦,但這些交流極具辯證價值,引導我們共同走向更深刻的
認識。

民主正受困於我們社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的困境在於,越來越少的人相信
,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德國社民黨當前和今後幾年的政治活動就要從
這些任務入手。我們的主張就是,將民主的要求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這種不協調
糾正過來,創造一種平衡,讓自由和正義相輔相成,讓團結和社會凝聚力重新
集結。

(翻譯:馬俊,系上海資深媒體人。本文有刪節,全文請見21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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